留守武汉的日本爷爷：这里就是我的故乡(2)

胡丹说，岛田孝治身上有一种哪怕被辜负也不会改变的善良，冬天在地铁口看到截肢的残疾人，他会把自己脚上的袜子脱下来，给对方穿上。他的善意继承自他的父母，他们经历了日本艰难的战后重建，邻里朋友之间习惯了互相帮助。

复工之后，“顶屋咖喱”的房东为他们减免了3个月房租，岛田孝治对此十分感恩。每次结账时，他都会提醒客人使用武汉消费券，将善意传递下去。尽管他是老板，但他给自己开的工资是3300元，和店里的服务员差不多，是胡丹工资的三分之一。这个工资标准10年来都没有变过。对他而言，能吃饱，有地方住，有书读就足够了。

每天晚上10点，待店铺关门后，岛田孝治会骑着一辆红色的旧电动车，回到自己租住的简陋小屋。屋子里家具很简单，却摆满了书，有中文的，也有日文的，还有一本是他自己写的书。这本书叫《晴耕雨读》，并没有出版发售，只是在复印店里打印装订的。

大部分时间里，岛田孝治都坐在书桌前看书写作。椅子上的海绵垫已经塌陷，桌上摆着稿纸，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字，那是他最近正在写的一本新书——《来武汉的日本人》。在这本书里，他搜集了许多曾经来过武汉的日本人的事迹，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领略完风土人情之后便离开了，而他从未想过离开。

在胡丹老家散步时，他曾经路过胡丹家族的墓碑。看着墓碑上一个一个的名字，他说：“等我去世了以后，骨灰也会像那样成为土地的一部分，我想那也不错。”

岛田孝治的签证有效期是两年，但每次入境只能停留三个月，为此他每隔三个月就要去一趟香港办出入境手续。2020年8月去办续签时，工作人员告诉他，正在帮他申请更长时间的居留权。岛田孝治紧紧地握着工作人员的手，用力摇动，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然而很快他收到了一份意外之喜——中国永久居留身份证，他终于再也不用担心签证过期了。

几年前，在华日本导演竹内亮把岛田孝治在中国开店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片。其间他们一起去了岛田孝治之前经常进货的菜市场，肉摊老板一眼就认出了岛田孝治：“他以前过年经常给我们发红包的，他人很好的。”离开菜市场后，竹内亮把摊主的话翻译给他听。老人缓缓走着，泪水止不住地流：“（我）觉得自己的善意有好好传递到中国人心中。”

10年的时间，岛田孝治真的早已把这片土地当成了自己的家。

疫情期间，日本向中国捐赠的物资上所写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感动了无数国人。无独有偶，有一位日本老人，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没有搭乘日本政府的包机回国，而是选择留在武汉，和他热爱的武汉人民一起熬过了艰难时光。他就是岛田孝治。“我想让中国人也感受到日式咖喱的美味”1947年生的岛田孝治，年轻时是个背包客，去过很多国家，多年前就曾来过中国的北京。他经常和朋友聊起那些旅行，但提到最多的并不是景色，而是旅途中遇到的人。大概10年前，岛田孝治认识了一个在日本留学的武汉学生，对方很想回武汉开家咖喱店，因为在国内很难吃到正宗的日式咖喱。他便和这位中国留学生一起来到武汉创业，谁知这一待就是10年。他们在武汉当地的商业街上开了一家名为“顶屋”的日式咖喱专门店。刚到中国的岛田孝治不会说汉语，对当地民俗也不了解，处处碰壁，但是他从未想过回日本，因为他“想让中国人也感受到日式咖喱的美味”。在经营店铺方面，岛田孝治细致又严格：高汤必须熬够24个小时；洋葱必须切成透明的薄片，炒够两个小时才能放进汤锅里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去掉辣味，只留甜味；给客人倒茶必须七分满；擦桌子的抹布要叠成正方形，先用湿抹布，再用干抹布，不能遗漏任何一个角落。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汤锅里一点点熬化的不只是食材，还有岛田孝治满满的心意。不少朋友劝岛田孝治把食材切得大一点，熬煮的时间短一点，但是他严词拒绝，因为差一点点，都会影响咖喱的口感，就不是他最初想带到中国来的正宗日式咖喱了。岛田孝治的执拗遭到了合伙人的反对，她认为他们耗不起如此巨大的时间成本，但岛田孝治不让分毫，最终二人因理念不合，一拍两散。令人意外的是，岛田孝治并没有就此回日本，而是选择一个人继续把咖喱店经营下去。他说：“当初（到中国）开店的时候，我的朋友都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能在这里生活。所以我想把这个店开好，向他们证明武汉人真的对我很好。”如今，岛田孝治的“顶屋咖喱”成了武汉当地的网红餐厅，他还把分店开到了人流密集的武汉大学附近。他聘请了曾经在日企工作过的女孩胡丹作为店长，分担日常经营，他自己则负责产品口味、质量把关，还会亲自站在小店门前分发传单，用中文对每一位客人说“你好”“谢谢”。“为什么叫我回日本？我是武汉人啊”鼠年新年前夕，胡丹担心岛田孝治一个人过节会孤单，便邀请他一起回老家武汉联盟村小住。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场原本计划四天的旅程延长到了四个月。听说武汉即将封城时，岛田孝治大吃一惊：“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件。开始时有些不安，但事实很快证明封城是抑制疫情的有效措施。长达70多天的封城，让我很佩服武汉人的忍耐力，每一个人都在为守护这座城市而努力！”当时，日本政府表示要派包机接在武汉的日本人回国，然而岛田孝治却说：“为什么叫我回日本？我是武汉人啊！”他还说：“我要和武汉人民在一起，不论是困难的时候还是开心的时候，都想和武汉人民一起度过。”这是岛田孝治第二次选择留在武汉，这一次，他的态度更加坚决。等待疫情过去的日子里，岛田孝治当了一回地道的中国农村大爷。胡丹的老家没有通网络，为了节省手机流量，岛田孝治很少看新闻，武汉疫情的沉重和焦虑也被隔绝在网络之外。每天早上，他随着鸡鸣起床，套上羽绒服，穿着棉拖鞋在田间散步，跟村里的老人们学中文，到菜园摘菜，体验了过往人生中不曾有过的生活。胡丹的家人并没有把他当成客人，而是与他像家人一样相处。胡丹的父亲会在吃饭的时候对他说“米西米西”，胡丹的外婆还亲自给他剪了头发，尽管他对外婆的手艺并不满意，偷偷吐槽剪得有些太短了。在这片武汉乡间的土地上，岛田孝治见到了大片灿烂的油菜花，而他的故乡福冈也是以油菜花著称的。他对胡丹说：“我只有在小时候才见过这样子的花，我没有想过在老年还能看到这样的风景。”此刻，武汉，就是他的故乡。“我想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早在很多年前，岛田孝治就在店里开设了免费的日语学习交流会，帮助对日本文化感兴趣的大学生。每次聚会总是由他买单，有时他还会给一些条件困难的学生包红包。胡丹说，岛田孝治身上有一种哪怕被辜负也不会改变的善良，冬天在地铁口看到截肢的残疾人，他会把自己脚上的袜子脱下来，给对方穿上。他的善意继承自他的父母，他们经历了日本艰难的战后重建，邻里朋友之间习惯了互相帮助。复工之后，“顶屋咖喱”的房东为他们减免了3个月房租，岛田孝治对此十分感恩。每次结账时，他都会提醒客人使用武汉消费券，将善意传递下去。尽管他是老板，但他给自己开的工资是3300元，和店里的服务员差不多，是胡丹工资的三分之一。这个工资标准10年来都没有变过。对他而言，能吃饱，有地方住，有书读就足够了。每天晚上10点，待店铺关门后，岛田孝治会骑着一辆红色的旧电动车，回到自己租住的简陋小屋。屋子里家具很简单，却摆满了书，有中文的，也有日文的，还有一本是他自己写的书。这本书叫《晴耕雨读》，并没有出版发售，只是在复印店里打印装订的。大部分时间里，岛田孝治都坐在书桌前看书写作。椅子上的海绵垫已经塌陷，桌上摆着稿纸，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字，那是他最近正在写的一本新书——《来武汉的日本人》。在这本书里，他搜集了许多曾经来过武汉的日本人的事迹，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领略完风土人情之后便离开了，而他从未想过离开。在胡丹老家散步时，他曾经路过胡丹家族的墓碑。看着墓碑上一个一个的名字，他说：“等我去世了以后，骨灰也会像那样成为土地的一部分，我想那也不错。”岛田孝治的签证有效期是两年，但每次入境只能停留三个月，为此他每隔三个月就要去一趟香港办出入境手续。2020年8月去办续签时，工作人员告诉他，正在帮他申请更长时间的居留权。岛田孝治紧紧地握着工作人员的手，用力摇动，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然而很快他收到了一份意外之喜——中国永久居留身份证，他终于再也不用担心签证过期了。几年前，在华日本导演竹内亮把岛田孝治在中国开店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片。其间他们一起去了岛田孝治之前经常进货的菜市场，肉摊老板一眼就认出了岛田孝治：“他以前过年经常给我们发红包的，他人很好的。”离开菜市场后，竹内亮把摊主的话翻译给他听。老人缓缓走着，泪水止不住地流：“（我）觉得自己的善意有好好传递到中国人心中。”10年的时间，岛田孝治真的早已把这片土地当成了自己的家。

文章来源：《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hbjgxyxb.cn/qikandaodu/2021/0219/4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