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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官学教育主张探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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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了东晋末年孝武帝时期，外患有淝水之战、内忧是世族把持朝政，皇权日益衰弱，此时的官学形同虚设，更何谈起到教化万民的作用，然而依然有士族不断上疏提出教育改良主张，以希在官学中重塑儒家传统道德规范。谢石《请兴复国学疏》“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翼善辅性，惟礼与学……庠序之业，或废或兴……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雕琢琳琅，和宝必至；大启群蒙，茂兹成德；匪懈于事，必由之以通：则人竞其业，道隆学备矣。”[2](P364-365)(《宋书·礼志一》)其实谢石重塑礼义、兴复国学的主张出发点是好的，但对当时社会矛盾的认识严重不足，空谈崇古宗圣，并没有提出实际行之有效的改良方法。

从两晋教育论述相关史料记载来看，无论皇帝诏令还是士族疏议所主张的教育理想模式都是利用官学作为最直接的教化手段，以实现儒家教育之理想。“化民成俗，修齐治平”治国思想仍是晋代政治与教育相结合的最大特点；“尊师重教，正德守礼”文教思想仍是官学主导思想，以此来规正“尚玄好虚”的社会风气，根本上维护士族阶层的统治地位。教育目的与价值是教育思想的起点与终点，具有极强的引导作用，这一点尤以两晋时期表现突出，其教育目标的顺利施行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极大影响。实际上两晋时期“敦风喻教”的教育理想观虽较儒学传统主张有很大不同，但其出发点却是值得肯定的，大力推行“德育”有助于教化人民、安邦定国，以培养个体的理想品德而带动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另一方面因为两晋时期民族与阶级矛盾突出，如果仅仅用道德来教导、感化百姓，以使他们用合乎统治阶级要求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这无疑表现出其教育理想论的局限性。

二、“注重实学”的教育改良论

“九品中正制”是两晋时期士人入仕的主体选拔制度，也是两晋最具时代特色的选官制度，但是这种以门第论品级的中正选举模式带来的流弊势必会极大影响教育的正常发展。士人只会攀缘附会，追求家庭门第、重人际关系而罔顾实学，看似并举的国子学与太学实质形同摆设。

针对这种教育现状，许多士族官员纷纷揭露时弊，提出教育改良论著，如刘毅以魏立九品，权时之制，未见得人，而有八损，乃奏《请罢中正除九品疏》“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备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1](P1273-1274)(《晋书·刘毅传》)以“八损”高度概括了损政之弊端，深刻揭示出九品制度对于官学教育发展的妨害。刘寔《崇让论》“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1](P1192)(《晋书·刘寔传》)及至东晋后期废“九品中正制”之教育主张仍不绝于耳，李重《请除九品疏》“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故朝野之论，佥谓驱动风俗，为弊已甚。”[3](P47)(《文献通考·选举考三》)“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事体驳错，与古不同。谓九品既除，宜先开移徙，听相并就。且明贡举之法，不滥于境外，则冠带之伦将不分而自均，即土断之实行矣。若使人思反本，修之于乡，华竞自息，而礼义日崇矣。”[4](P34)(《通典·选举二》)这些士族官员时刻关注着入仕之途径即官学的发展，对中正官的管辖权限、个人的道德操行、品级的划定直至罢除九品中正等诸多问题进行改良，但其实忽略了最根本的问题，在如此重门第、重德行的社会风气之下，许多上疏的士族受各级中正官的评定，换言之，这一阶层本就具有附属性，是九品体制的一部分，又何谈改良的主导性与贯彻性。结局注定是皇帝不予，向门阀势族妥协，寒门“无门”清谈以遁，因而官学日益衰落、学术重心转向家学与私人授学亦是必然。

虽然一方面“实学”对九品体制的改良不符其时代性，但在另一方面对传统儒家教学内容与模式的扬弃却是创设性的，诸如吸收佛道教育思想的精华加以糅合、创设“专学”对“经世致用”传统价值观的补充与发扬。虞溥《厉学篇》“讲修典训，此大成之业，立德之基也。故学之染人，甚于丹青……”[1](P2140)(《晋书·虞溥传》)李充《学箴》“仁义固不可远，去其害任意者而已……况乎行止复礼克己。风人司箴，敬贻君子。”[1](P2390)(《晋书·李充传》)其教育主张虽带有盛行的老庄玄学色彩，但根据儒家礼义的基本准则结合所处时代特点，李充还是坚持认为只有克己复礼才能治乱，真正实现教化目的。殷茂(仕于东晋、宋)《请群臣子弟入学并制程课上言》“清官子侄，普应入学，制以程课。”[2](P371-372)(《宋书·礼志一》)又如东晋画家顾恺之提出绘画艺术理论，培养专门绘画人才，同样属于“实学”内容[5](P77-79)。此外还有书法、律算、医药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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