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官学教育主张探微(3)

从晋代不同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办学情况来看，虽然官学“授业入学”的服务对象局限于上品世族，但还是可以看出在文教传播与发展上具有积极性，修习传统典训的同时，又主张以“专学程课”作为补充，注重对士族官员子侄的“德行”与“实学”双向培养。这既是两晋门阀政治特殊体系的真实写照，也是为了维护其思想垄断的特权地位而必须做出的教育改良；又因为两晋时代所赋予的特殊性，对于如何“治乱”的讨论就必然先要求“入世”，所谓“入世”就是要求程科内容的社会性，即具备实用价值，从而客观上也促进了“实学”理论的发展。

然而，两晋官学“注重实学”的改良收到的成效并不明显，其只是在形式上重塑了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门阀特权的士族阶级生活奢靡、不思实学的社会现状并未扭转，从而并未真正达到重振儒家伦理道德之目的。而讲求“实学”客观上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思想形态有密切联系，虽然世族阶层改良的根本目的是为维护其特权地位，但客观来说，这种对传统“实学”认识观的再造以及教学内容的扩大都对两晋及南朝各代官学教学模式的设置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置于整个中国古代教育史的发展来看，这一时期“实学观”教育主张也是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重要转折点。

三、“正德量才”的才性标准

才性之论一直以来都是各种教育论著重点关注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德”与“才”如同一根平衡木的两极，如何兼而得之的核心命题。人才的选拔必须通过教育，而官学又在历代教育中发挥着主流作用，因而须要探讨才性论与官学的关系问题。

两晋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多彩的时代[6](P11)，许多士族官员也身兼教育家纷纷提出论著，打破了以往重德轻才的儒家品评标准，主张“正德量才”更加多样而具体的人才价值观，不再片面强调德之至上，具备儒家倡导的“仁”德即可，而突出了“实才”之用，最大化达到“德才兼备”教育目的。袁准《才性论》“贤者为师，不肖者为资，师资之材也。然则性言其质，才名其用，明矣。”[7](P138)(《艺文类聚·人部五》)所谓贤者并非十全十美，要根据具体才限名其用称为明智之选，这样的才性观已初具“量才而用”思想，代替传统重德之教，因而既为寒门提供了入仕机会，也直接影响到南朝数代的选官标准；既使得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也为更加并包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铺垫了思想基础。

再从官员上疏对于官学试才的奏对来看，纪瞻《举秀才对陆机所试策》“夫成功之君勤于求才……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绩殿最，审其优劣……”[1](P1817)(《晋书·纪瞻传》)明确阐释如何选官任才的中心命题，即在具有传统“五德”的基础上，考察才能优劣才是可取的方法。熊远《为选官用人上元帝疏》“宜招贤良于屠钓，聘耿介于丘园。若此道不改,虽并官省职,无救弊乱也。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1](P1888)(《晋书·熊远传》)认为传统讲仁德、重出身的选官标准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应该最大化网罗人才，从而根本上扩大统治基础，稳定社会秩序。

又如陈頵《论取才与王导书》“加有庄老之俗倾惑朝廷，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物坠丧……今宜改张，明赏信罚，拔卓茂于密县，显朱邑于桐乡，然后大业可举，中兴可冀耳。”[1](P1893)(《晋书·陈頵传》)孔坦《策除秀才孝廉奏》“臣闻经邦建国，教学为先，移风崇化，莫尚斯矣……谓宜因其不会，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学校，普延五年，以展讲习，钧法齐训，示人轨则。”[1](P2055)(《晋书·孔坦传》)这些儒学家主张官学以“明德”和“招贤”两个基本标准改革当时教育选才的弊病，这同样能够激发处于所谓“屠钓”“丘园”之贤良入仕的热情，可视为统治阶层已认识到当时人才培养体制的不足，既是对官学教育的补充，也是传统才性思想观的新发展。

然而两晋官学始终处于朝局不稳、世族与寒门矛盾尖锐的社会背景下，针对才性标准的论争并未触碰到根本问题[8](P31)。直到东晋灭亡、南朝继立，因为“南朝以“武功”建国的政治特点也是下层士族权力上升的标志，对门阀世族的瓦解也起到推手作用。”[9](P184)看似人才选拔体制迎来了新的改变，但实质上，新的特权势族产生，官学教育依然未能挣脱“才性之辩”的束缚，这也为南朝选才制度埋下隐患，但两晋针对才性标准的积极探索还是值得肯定的。其实无论传统的强调仁义道德的人才观，还是重视经世致用的才性论，都是无须置否的，而且二者之间本就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在两晋正值乱世之际，更偏向于人才培养的实用性，以期能够扭转危局、安邦定国。因此，德才之辩的人才观是与历史的时代性密不可分的。

文章来源：《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hbjgxyxb.cn/qikandaodu/2021/0730/5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