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在教育史上的创新与超越(7)

(三)办学特点，游学为主

与传统的官、私学相比，稷下学宫的确有其特异之处，主要表现在：它以游学为主，实行开放办学。所谓游学，就其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老师可以自由在稷下招生讲学，即容许教与学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既可以像荀子那样，“年十五始来游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属独自一人来求学；又可以像孟子一样“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即带众多生徒同来游学。当然，像淳于髡、田骈以及到稷下之后的孟子、荀子等，在学宫内广招生徒，开展教学活动也是大有人在的。所谓开放办学则主要表现在：一是各家学派，来者不拒。不计立场，不以好恶，不论出身，愿者即来，一律欢迎；二是来去自由，不设藩篱。以博大胸怀，礼贤下士；以开放心态，管理学宫。这些特点，固然与战国之时礼贤下士、尊重知识分子的时代风气有关，也是田齐统治者创设稷下学宫时在理念和管理上的创新之举。

怎样理解学术、政治与学宫教育为主体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三重功能是有机和谐地统一于一个整体的。首先，为政治服务是其教学目的。在那样一个政局瞬息万变、列国纷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它的政治功能是以各派学者的教育实践和学术活动为主体，通过为统治者培养大量人才来实现的；而其学术功能，既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又与教学实践活动、思想的传承发展以及各派之间的教学相长、研讨交流有直接的关系；最终使稷下学宫成为兼具学术研讨争鸣及为现实政治服务功能的高等教育大学堂。

二、稷下学宫对官学的传承与革新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田齐政权创设的官办大学堂，追根溯源，这应是对夏、商、周以来官学制度的传承，但又是在社会制度剧变、原有官学制度崩溃之后的革新与重生。

中国教育史上，官学的设置很早。在有关文献记载和传说中，史前的五帝时期就有了学校的设置。大量的文献记载证明，夏、商、周三代的官学是发达的，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大学”之称，出现也很早。郑玄注《礼记·文王世子》引董仲舒的话说：“五帝名大学曰成均。”而至迟到商代，就有“大学”的设置与冠名了。《礼记·明堂位》就有“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且在甲骨文中发现了“大学”的名称及在其中致神事福活动的描述*参看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6-68页。；结合《礼记·王制》中记载“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来看，商代的所谓大学，实际是培养贵族子弟习礼、习射及道德教育之所，也是敬老养老、敬神祈福之场。西周时期，官学制度继承商制，但较殷商时期更加完备，体系更全，有天子、诸侯所设之分，天子所设大学已有东、西、南、北、中五学或四学之设，科目也更多。《大戴礼记·保傅》记载说：“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端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达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可见，大学既是天子自学，也是承师问道之所，是培养高端人才和上层统治者的地方。

综合夏、商、周三代的教育情况，我们可以进行如下的概括：其一，三代时期的教育主要是官学，由官府举办，政教合一，教学目的是为统治者服务，招生培养对象都是面向贵族的。其二，至迟到商、周时期，已有大学、小学之分，科目既全，要求也高。但主要是培养上层统治者，甚至主要是天子、诸侯的学习问道之所。其三，大学的功能是多元的。既是教学之地，又是政治、宗教活动及习武训练之场，还是养老敬老、传承道德、讲习人生经验的场所。功能多具，还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大学。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打破‘学在官府’，知识下移，私学兴起，官学不昌。战国之世，七大国争雄，虽然人才争夺空前高涨，但风云变幻，战争频仍，并没有哪一个诸侯国像齐国这样兴学招揽人才的。诚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载：‘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飚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故稷下煽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6]文献记载兰陵之地兴起了良好的文气风俗，但并没有兴办国学的事迹。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在春秋战国五百余年间，并没有哪一个诸侯国曾像齐国一样如此大力兴办大学，稷下学宫的设置本身，就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创举。

文章来源：《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hbjgxyxb.cn/qikandaodu/2021/0730/5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