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在教育史上的创新与超越(8)

将稷下学宫与商周时期的官办大学相联系与比较，其对历史上的“大学”制度是有传承、发展的。其一，稷下冠名为“学宫”，即是对商周时期大学名称的沿用。根据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所收西周“静簋”铭文中即有“丁卯，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服”[7]卷七189的话，可见，西周时期，即称学校为“学宫”。其二，商周时期大学是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也就是说，为师者即是官，大学中的教师大多也是国之重臣。如《大戴礼记·保傅》所载周成王年幼时的老师即是开国之三重臣：“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稷下学宫继承了历史传统，实行政教结合，不仅设立学宫为着政治的需要，而且，史书徐干《中论》有载：“齐桓公(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说明在学宫成立之始即实行官师结合的。三是，在稷下学宫创设上，也继承了大学以教为主，多元兼具的社会功能。这些使稷下学宫在社会性质上既传承历史又适应现实，大大增强了其深厚的历史蕴含。

然而，稷下学宫绝不是历史上官学的复归，而是在传承中创新，在变革中重生。使国办大学真正具有了国家意义。这种革命性革新最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官、私学结合，使官学走出官府，成为社会之大学

历史上的官学，实为宫廷、官府内设之学，所谓“学在官府”，没有走出贵族府第的范围，以官为师，以官之子弟为生。而所谓大学，也主要是以师生的年资、政治身份的高低等来区分，还并非后来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孔子创办私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学校办到了社会，知识走向了下层。而稷下学宫以国家之力创办官学，则是颠覆了官学办在官府，只为官府服务的性质，吸收、传承了私学的本质属性，面向整个社会，聘请各国学者来稷下学宫从教，招收各国学生来此学习，真正将稷下学宫办成了包括全体国民在内的国家意义上的国办大学，这在体制上，开启了后世国家办大学的先河。

(二)变“政教合一”为政教结合，从更高层次上提升了大学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内涵

历史上的官学，是以官为师，官师不分，以培养贵族子弟来实现政教合一的。稷下学宫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为齐国政治服务为目的，这主要表现为：其一，以学宫为平台，吸引天下英才齐集大学之中，使之成为齐国统治者最倚重的治国智库和政治参议院。其二，以任命学宫的著名学者为高官，奉之以厚禄，来实现官、师结合；同时，又让学者不必处理与官职相应的具体政务，所谓“不治而议论”，这就为学者参政、议政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和方便条件，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了政教的结合。其三，以尊重知识分子，尊重办学规律，不干涉学宫管理事务为前提，在让学者独立管理学宫中实现教育与政治服务的结合。这种由政教合一，到政教貌似“分离”的蜕变，就以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政治生态环境，为知识分子的为政治服务提升到一个新的境地，稷下先生在向齐统治者进谏、出使、解困等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不计个人得失、往往奋不顾身的超凡境界就与这种措施有关。

(三)稷下学宫学术的交流、争鸣，思想文化的发展、创新，哲学大师的不断成长和涌现，使其真正具有了后世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本质属性

这不仅是夏商时代的大学所未曾有过的，也是同时代的官、私学，乃至中国二千年封建社会中的官学所不具备的景象。正是教育与学术的紧密结合，正是教育、学术与为现实服务的紧密结合，既提升了人才培养的层次和质量，又使大学教育在国家政体、社会发展乃至人的成长中具有了至高的地位。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对大学教育所应具有属性的不可或缺性，认识得越来越清晰和坚定，而这，在两千年前的稷下学宫就已实现并获得巨大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三、稷下学宫对孔子私学的发展与超越

孔子创办私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空前创举，也是孔子对中华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他不仅使教育走出了官府，知识走向了下层，开启了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新时代；而且，他与学生共同整理了三代以来的文献古籍，并借助教育的力量将这些经典文献传承、传播下来，虽经秦火，未能中绝，对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贡献至大、至伟；孔子总结、发展、创新三代以来的思想文化，创始儒家学派，也靠了私学的教育和三千弟子及其后学的力量，使之发扬光大，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主干。

文章来源：《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hbjgxyxb.cn/qikandaodu/2021/0730/5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