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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教化行为及其文献的生成(3)

来源: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7-30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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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单靖公在宴会上称及的《昊天有成命》,叔向首先从整体上指出《昊天有成命》是称道周成王之德,认为成王能够绍承文武之功烈,敬重百姓;接着具

对于单靖公在宴会上称及的《昊天有成命》,叔向首先从整体上指出《昊天有成命》是称道周成王之德,认为成王能够绍承文武之功烈,敬重百姓;接着具体解说诗中的语句,同时还总结该诗的意义及其对单靖公的评论。这个事例虽然带有赋诗言志的特征,可是叔向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种风气,而是特别注重诗文本意义的阐释。就叔向的这个解释而言,它深刻影响《毛诗》等传释文本的形成,《毛诗·昊天有成命》孔《疏》说“此篇毛传皆依《国语》”[13]1298,同时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齐、鲁《诗》之解释也是如此。可见,汉代四家诗中有的阐释确实接受了乐语的影响。

二 箴诫传统及其文献的编撰

先秦社会很早就存在箴诫现象。《吕氏春秋·自知篇》云:“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14]310到了周代,箴诫的价值得到进一步的推崇。邵公在规谏周厉王“弭谤”时说:“故天子所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12]9-10邵公指出,天子在处理政事时必须多渠道广泛听取各种意见,以供自己参验。《国语·晋语六》载范文子在赵文子行冠礼时也说:“故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12]410这也表达了与邵公相近的看法。其实,这种重视箴诫的做法也为各诸侯王国所效仿。《楚语上》载卫武公不顾年迈要求卿、大夫、士、师、长等各级官员每天应向他提出箴儆:“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耋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12]551周代盛行的箴诫风尚自然是着眼于现实统治的需要,然而,邵公、范文子的谏辞不但明确强调若干文献被运用于箴诫活动,而且还揭示一些文献的生成。这里主要以邵公之言为例来分析箴诫行为中文献的生成状况。

邵公谏语首先提及公卿列士献诗。洪湛侯先生指出:“所谓献诗,指贵族文人有目的的作诗以献,主要是为了补充其政,揭露时弊,也有一些所作所献之诗,是倾诉个人的怨恨和愤懑的。除此以外,民间风谣有可采者间亦有采而献之的。采诗、献诗,都是《诗三百篇》的主要来源。”[15]4可见公卿列士献诗这一行为事实上为《诗经》文献的生成、编撰提供重要条件。有趣的是,《诗经》在汉代仍被当成谏书使用。至于“史献书”,韦昭解释说:“史,外史也。《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12]11韦氏将“史”解为“外史”,很可能是据“书”而得出的结论。《周礼·春官》有云:“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6]2136-2139此处明确说到外史掌书,但外史的职责并不限于“掌三皇五帝之书”,同时还“掌四方之志”,郑《注》指出:“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6]2137也就是说,外史还掌管诸侯国史。因此,即使按照韦昭的理解,所谓“史献书”,除了三皇五帝之书外,外史所献之书很可能还包括各诸侯之国史。其实,“史献书”之“史”不必仅限于“外史”。《周礼》有“五史”的说法,即除了外史,还有大史、小史、内史、御史,这些史官也掌管文献。比如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孙诒让谓:“‘掌邦国之志’者,谓掌王国及畿内侯国之史记,别于外史掌四方之志为畿外侯国之志也。”[6]2098又内史:“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孙诒让指出:“‘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者,掌受王命作策书,以颁爵位。……‘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者,贾疏云:‘诸侯凡事有书奏白于王,内史读示王。’”[6]2130-2132另外,《周礼·地官》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则夹王车”,孙诒让解释说:“方志,即外史四方之志,所以识记久远掌故。外史掌其书,此官则为王说之,告王使博观古事。”[6]1196-1197又《夏官》载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郑《注》:“传道,世世所传说往古之事也。为王诵之,若今论圣德尧舜之道矣。”[6]2698-2699从这些记载来看,“史献书”在周代社会确实存在深厚的传统,韦昭的理解似乎显得狭隘。需要注意的是,各类史官向周王所诵读的史书,大都应是经过遴选、编撰的。《逸周书·史记》载:“维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惊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闻。”[16]1006-1008这则记载是说,周穆王要求史官戎夫编撰历史上可资鉴戒的事件,并按时讲诵给他听。据此可知箴诫传统下的“史献书”行为,应该包括文献特别是史传文献的编撰。

文章来源:《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hbjgxyxb.cn/qikandaodu/2021/0730/5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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