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教化行为及其文献的生成(4)

在此，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先秦语类文献的编撰。“语”作为一种文体的原初含义是指有教益的人物言论，然而综合目前这一文体在先秦的发展来看，大致经历格言体、对话体及事语体这些类型[17]。“格言”在形态上呈现为富于教益、短小精悍的特征。由于这个特征，先秦时代人们往往喜欢在论述中征引格言来加强、印证自己的看法，如盘庚引述迟任之言“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4]232，周武王引述古人之言“抚我则后，虐我则仇”[4]280等。在当时，人们不仅喜欢征引格言，而且还出现辑结格言之现象。传世文献《逸周书》之《周祝》、《殷祝》，《淮南子》、《说苑》之《说林训》、《谈丛》，出土文献《为吏之道》、《语丛》等，这一类格言集都是有意识辑结的结果。李学勤先生指出：“祝专掌文辞，在工作时收集一些格言谚语，《殷祝》末尾及《周祝》来源或即如此。”[18]301-304这种推测应该是有道理的。祝官收集这些格言主要出于箴诫之目的。潘振释《殷祝》时说：“祝，祭主赞辞者。臣下作此解，借殷以戒王。祝官读之，见配德如汤者王，不配德如桀者亡也。”[16]1111又解《周祝》云：“臣下作解，设为王训民之辞，祝官读之以讽王也。”[16]1120当然，先秦时期格言的辑结者不必限于祝官，这从《说林训》、《谈丛》、《为吏之道》可以看出，并且，格言辑结所形成之文献亦不限于上述几种。《老子》这部文献实与格言辑结之现象有关，司马迁对于《老子》的成书提出这样的看法：“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19]749这段叙述的关键点在于关尹求书。上古社会存在乞言、赠言之现象。乞言是上古社会养老礼的重要环节。《礼记·内则》载：“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三王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礼，皆有惇史。”[5]854-855所谓“乞言”，即是向老人“从求善言可以为政者”[5]1079。这类善言文献由惇史负责记录和保管。同时，先秦社会还存在赠言现象。《说苑·杂言》载：“子路将行，辞于仲尼。曰：‘赠汝以车乎？以言乎？’子路曰：‘请以言。’仲尼曰：‘不强不远，不劳无功，不忠无亲，不信无复，不恭无礼。慎此五者，可以长久矣。’”[20]742同书《谨慎》还载录魏公子牟赠言给穰侯的事例。特别是《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19]658此条资料直接论及老子的赠言行为。从早期社会这些事实来看，关尹向老子提出著书的请求实际上是乞言、赠言传统的隐射，而乞言、赠言本质上属于箴诫传统。老子利用史官的身份，平时有意识地收集、编撰格言，将之用于箴诫实践，并最终编成《老子》这部文献。

邵公在谏辞中谈到“瞽史教诲”的问题，徐中舒先生分析指出：“当时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矇，他们所传述的历史，原以瞽矇传诵为主，而以太史的记录帮助记诵，因而就称为瞽史。所谓‘史不失书，矇不失诵’，即史官所记录的简短的历史，如《春秋》之类，还要通过瞽矇以口头传诵的方式，逐渐补充丰富起来。……瞽矇传诵的历史再经后人记录下来就称为‘语’，如《周语》、《鲁语》之类；《国语》就是记录各国瞽矇传诵的总集。”[21]由于瞽史的这种身份与条件，他们可以凭借所掌握的文献来进行规诫，王树民先生说：“瞽史掌握了大量的历史情节，会逐渐摸索出一些自然规律来，因而能够指出一些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就是所谓‘知天道’了。……瞽史既掌握着主要的历史情节和规律，所以对天子可以‘教诲’，对诸侯可以临事‘导’之。”[22]213从这里不难看出，瞽史在教诲时很可能使用《国语》这样的文献。然而，就《国语》而言，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在文献渊源上，《国语》收录的主要是谏辞文献。也就是说，《国语》具有双重身份，它的材料源于箴诫，结果又用于箴诫。邵公还谈到“庶人传语”，韦昭认为：“庶人卑贱，见时得失不得达，传以语王也。”[12]11这个解释有其合理性。《晋语五》载晋国梁山崩塌，晋侯急召伯宗，伯宗在途中遇到车夫指点，回到都城后将车夫的建议转告晋侯，晋侯照此处理。这应为“庶人传语”的一个例证。然而，“庶人传语”还具有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可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奠定后世小说的传统，并且形成最早的一批小说文献。《汉书·艺文志》指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23]1745余嘉锡先生曾推测“稗官”为天子左右之士，其中重要的依据就是邵公的谏辞及韦昭之《注》：“夫庶人传以语士，则士必当入告于君，正所谓士传言也。由是观之，则传街谈巷语之稗官，非即天子左右之士耶。”[24]247周代统治者非常重视民间的议论，这除了邵公、范文子的说法之外，还见之于其它文献的记载。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然明与子产讨论乡校作用问题。《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23]1123又《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指出：“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25]361这里虽然讨论的是采诗行为，但这种行为应该不限于采诗，故《隋书·经籍志》指出：“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26]652也就是说，伴随采诗还有采“语”的行为。这样，按照《汉志》的记载，街谈巷语这样的庶人之语构成“小说”的源始文献。《汉志》著录的十五家小说中有九种为先秦之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有些就采自民间资源，比如《伊尹说》，余嘉锡指出其“所言水火之齐，鱼肉菜饭之美，真闾里小知者之街谈巷语也”[24]252，王齐洲先生亦谓《伊尹说》乃“解说《伊尹》大义，辅以闾巷传说”[27]。

文章来源：《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hbjgxyxb.cn/qikandaodu/2021/0730/5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