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朝官学分科教育制度述论(3)

分科教育的形成标志着文学、史学等专门学科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文学和史学取得独立学科的地位以后，在南朝趋于兴盛。姚察在《梁书》的《江淹任昉传论》中称：“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17]，确是史官有识见之言，指出了南朝用人政策的重大转变。《南齐书·王僧孺传》载：“司徒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僧孺与太学生虞羲、丘国宾、萧文淡、丘令楷、江洪、刘孝孙并以善辞藻游焉”[18]。这些太学生恐怕多是文学科出身，亦是在文学和经学分离之后出现的，南朝文学的兴盛恐怕与此是互为发展的。关于经史分离，胡宝国先生如是说：“教育中史学科目和经学科目的分别设置反映出史学确实是独立了。史学摆脱经学而独立表明人们对经、史的认识有了变化”[19]。在此还应该补充一点，就是经学、文学、史学、玄学在官学中的独立设置，表明政府已经对这些学科知识的特点和作用有了明确的认识，也表明这些学科本身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

分科教学改变了传统经学传授所恪守的家法和师承的封闭体系，而变成公开授课。史料记载梁武帝时期的五馆学生是允许自由听讲的，“植之馆在潮沟，生徒常百数。讲说有区段次第，析理分明。每当登讲，五馆生毕至，听者千余人”[20]。这样，学生的知识面无疑比单受一经要广泛得多。与公开授课相对应的是策试制度。南朝历代对官学生均有策试之举，由于教学分科进行，策试也有可能是分科进行的，如周弘正于国学学习《周易》特别优秀，博士到洽建议给其免考资格，称“周郎年未弱冠，便自讲一经，虽曰诸生，实堪师表，无俟策试”[21]。周弘正能自讲一经以后方能免考，可见策试是分科的。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仍然可以看到南朝策试的影子，特别是明经科等考试方式在南朝实际上已经形成，这与南朝的分科教学制度是分不开的。

从教育制度本身来说，分科教育对后世教育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南朝的分科教育制度传入北方，对北魏的教育制度也有深远影响。北魏孝文帝迁洛以后，全面学习南朝制度，教育制度也在原有基础上借鉴南朝体系。北魏原有太学、国子学，后又借鉴南朝四馆制度，设四门学。“太和二十年，发敕立四门博士，于四门置学”[22]，官学体系形成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三学分立的官学体系。虽然由于史料不足，我们无法确知四门学的分科情况，但北魏学习南朝分科教育制度当无可疑。至隋唐的六学二馆，在分科教育的基础上结合了分层教育，六学和二馆内部的层次非常分明，而且分科教学的情况更为细化。以要求较低的弘文、崇文二馆为例，“弘、崇生，习一大经、一小经、两中经者，习《史记》者、《汉书》者，《东观记》者，《三国志》者，皆须读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试十道，取粗解注义，经通六，史通三。其试时务策者，皆须识文体，不失问目意。试五得三，皆兼帖《孝经》、《论语》，共十条”[23]。由此可见，当时分科不仅分有经、史等科，还以各经、各史具体设置科目，进行考试，以“试五得三”为合格。唐代的情形较之南朝更为细化，但其雏形已在南朝的分科教育中出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给教育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但南朝的教育依旧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就。两晋时期萌芽到南朝基本形成的以儒学、史学、玄学、文学分立兼以律学、医学乃至武学并存的分科教育模式，理应在教育史上有其位置。我们不应忽略一点，南朝以来的分科教育，儒学仍旧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儒学教育也还是教育的主流。这一时期分科教育的发展，促使学者对儒家经典的解经态度和治学方式进行改变，同时也给经学带来了儒家以外的新的内容。分科教育事实上给经学注入了新的动力，成为儒学由汉学向唐学乃至宋学发展的一座桥梁。分科教育制度的最重要意义其实是突破了汉代经学重视师传家法的僵化教育模式，而以一种多渠道办学和多学科并举的教学模式取代传统的博士教育模式，也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文章来源：《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hbjgxyxb.cn/qikandaodu/2021/0730/5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