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士学为民学儒学未来发展的新思考(4)

“推恩”就主体来说，无非是士君子自身主观生命向客观生命的转化，属于士君子自身的“生命之客观化”，或者说“内圣之外王化”。将主观生命客观化，就是将原本体现于“修身”以“安己”的生命精神转为“治平”以“安人”“安百姓”的生命精神。这种转变中，生命的本质并未发生变化，它其实只是生命精神蕲向发生变化，由原先的蕲向于“内”，改变为蕲向于“外”。“外”在的客观世界，不是“士君子”主观生命所能支配与主宰的，那么人们有什么理由相信士君子一旦完成生命的客观化，将自己的生命精神关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必定能“外王”，导致“安人”“安百姓”的客观效果？在我们看来，这只有广大民众的生命精神与士君子的生命精神相呼应才有可能做到，不过民众与士君子两者生命精神相呼应，不是简单的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道明白的，但对于原始儒家来说，这却不是什么难事，因为他们坚信只要士君子有其生命精神客观化的呼吁与要求，民众就一定会呼应，以士君子的生命价值取向为认同。他们的这一信心，是建立在他们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意识之上，这个意识就是：士君子对于民众的榜样影响之巨大作用，民众是乐意接受的，因为立于其善良的本性，民众不想、也难以抵制士君子的榜样影响。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这样比喻的用意很清楚：士君子的品德与民众的品德好比“风”与“草”的关系，那么就像草上一过风草必随风倒那样，士君子的榜样影响一旦作用于民众，民众就必接受士君子的榜样影响。而孟子则以更简明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君子所过者化”(《孟子·尽心上》)，认为君子所到之处，民众必受其感化。可见，孔孟都认为民众会接受士君子的道德影响。待到荀子，进一步强调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又将士君子(儒者)的道德影响作用从民间(下层)扩展到上层(朝)，认为通过士君子的道德影响，不但会在民间产生“美俗”的效果，而且会在朝廷产生“美政”的效果。

我们若从“内圣”与“外王”兼顾的立场把握儒学(士君子之学)，那么，从孔孟荀都强调通过士君子的道德影响来完成“内圣”向“外王”、“安己”向“安人”“安百姓”的转化来看，我们只能说，在原始儒家那里，“内圣”与“外王”的统一，是基于“推恩”来设定的，也就是说，是通过士君子之生命精神客观化来设定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儒学就是士君子之学。因此，儒学的境遇应从士君子的时代境遇来探讨。

儒学成官学：士君子生命精神的失落

在先秦，尽管孔孟荀都不辞辛苦地周游列国，不懈地宣传其思想，但原始儒学始终未被哪一个诸侯国所真诚接受，变成官学，只能在民间成为“显学”，与其他“显学”一争学术上的高下。这是因为儒学那种以士君子道德榜样之感化、教化方式施政(德政)的主张，对于热衷于争城夺土的诸侯来说，“迂阔”无用，根本不可能被他们所接受。在西汉初，刚建立起来的封建大一统王朝，为了消除长期战争给国家与人民造成的生计灾难，只能推行“与民生息”政策，为此而提倡“黄老之学”。由于黄老之学的盛行，儒学在汉初遭受严重的压制，儒家生存陷入困境。先有汉高祖刘邦讨厌儒家，将儒生帽子当尿盆；其后的文帝又“本好刑名之言”(《史记·儒林列传》)，对儒家更无好感；“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史记·儒林列传》)。窦太后是文帝的皇后、景帝的生母、武帝的祖母，一生经历文、景、武三朝。在她的干预下，“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儒家一再遭遇来自黄老学派的攻击与挑战，要想对社会发展有所作为，委实十分困难。

儒学在汉初所遭遇的生存危机，随着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的逝世而很快消解。其中原因，固然是由于统治汉初七十余年的黄老之学此时已难以充当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更因为好儒学的汉武帝接受了大儒董仲舒的建议，果断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独尊儒术”，定儒学为官方哲学，时当窦太后逝世之翌年，它标志着儒学从此彻底排除了来自黄老学派的打压，由在民间流传的“士学”变成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官学”。

文章来源：《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hbjgxyxb.cn/qikandaodu/2021/0804/5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