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教化行为及其文献的生成(5)

上面主要借助卲公谏劝厉王这个实例来分析箴诫传统下若干文献的生成，其实就先秦箴诫传统而言，还有很多文献源于此种背景，比如箴，《尚书》之训、诰等，这方面已经有很多研究，此不赘述。

三 官学私学及相关文献的生成

先秦时期的教育经历了官学与私学两个阶段，亦即由“学在官府”到私学的兴起。据文献的记载，虞夏时期就已经设置学校，《孟子·滕文公上》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28]202又《礼记·王制》云：“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四]郊。”[5]425这些记载描叙先秦官学的演变状况。至于私学，其产生当在春秋晚期，而大盛于战国。《吕氏春秋·离谓》篇说：“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29]1178这是说郑国的民众向邓析交纳一定的费用就可以学习如何打官司。《论衡·讲瑞》篇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30]164《荀子·宥坐》篇记载少正卯“聚徒成群”，又《正论》篇谓：“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成文曲。然而说不免于以至治为至乱也，岂不过甚矣哉！”[31]230这是描述宋钘聚徒讲学之事。《庄子·德充符》载：“鲁有兀者王骀，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32]85-86王骀在鲁国开办私学，竟然与孔子平分鲁国的学子。《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19]666战国时代的私学风气依然浓厚，比如《苏秦列传》载苏秦“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19]785，《张仪列传》载张仪“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19]797，可见鬼谷先生是当时有名的教授纵横术的专家。

官学时代的教育内容，《周礼·地官》载大司徒教万民：“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郑《注》：“礼，五礼之义。乐，六乐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节。书，六书之品。数，九数之计。”[33]266据贾《疏》，郑氏注解源自《保氏》，《周礼·地官》载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33]352。这里除了礼乐教育之外，五射、五驭、九数这些名目大都属于技术层面的教育。《礼记·王制》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5]404除《礼》、《乐》外，《诗》、《书》也被纳入教学内容，这些文献后来成为五经的核心部分。讨论先秦的教育，一般依据《礼记·王制》及《周礼·地官》的记载，后来儒家的教育也大致沿袭这种传统。然而，官学的教育似乎还存在其它形式，《国语·楚语上》载：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焉。[12]528

上述内容是申叔时回答士亹如何教育太子时所提出的，因此至少可视为楚国的官学模式。这种教育使用了九种教材，其中春秋、诗、礼、乐与《礼记》、《周礼》记载相似，其余五种似乎为楚国教育特色，需要做一些说明。《世》，韦《注》说：“谓先王之世系也。”[12]528按照这个解释，与《周礼》瞽矇所传诵的《帝系》当属同类文献。然而，阎步克先生指出：“《孔子家语》所谓‘《诗》、《书》’《大戴礼记》记作‘《诗》、《世》’，是《书》、《世》相近。古之所谓‘书’，看来不仅是指《尚书》而已，也可能泛指古书而含《世》在内。”[34]10也就是说，《世》这种文献有可能包含《书》的因素。王树民先生认为，瞽史所保存的历史故事主要是历史情节或纲目。然而，据《瞽史记》，这些历史情节或纲目描述的是世系方面的内容。《晋语四》载《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12]342又载《瞽史记》曰：“嗣续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晋国。”[12]365可见《世》这种文献很可能不是单纯记载世系，还应包括相应的一些史事。韦昭在解释《世》的作用时说：“为之陈有明德者世显，而闇乱者世废”，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令》，韦昭解释说：“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12]529按《周语中》载单襄公对周定王说：“《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12]68又说：“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赏善而罚淫，故凡我造国，无从非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12]74前者指时令，后者所引为官法。传世文献如《逸周书·时训》篇、《大戴礼记·夏小正》篇、《管子·玄宫》篇、《吕氏春秋·十二纪》及《礼记·月令》当属于《令》类文献，它们偏重于时令方面。俞志慧先生指出：“在依时授政的时代，人们特别讲究谨守明时，历法的确立、颁布、推行皆是一种非常严肃而隆重的政府行为，故而时令与官法具有同样的意义，百业之兴作、百官之政令都与相应的时节互动，并皆得以冠名为‘令’。”[35]5联系韦昭对“物官”的注解，可见《令》应该是有关制度的文献。《故志》，韦昭说：“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12]529《吴语》提及“此《志》也，岂遽忘于诸侯之耳乎”[36]542，吴曾祺说：“《志》为记事之书，如《春秋》之类。”[36]542但正如学者所言：“这个判断极可能将‘志’与《春秋》相混淆，这显然不符合申叔时将二者区别对待的态度。”[35]7王树民先生指出：“‘志’的性质是略以类分，故有《军志》、《礼志》之称，又或以人或以国为区别，情况相当复杂，而主要为杂记有关言论与事实之书。其本身亦随时间而有发展，大致早期的‘志’以记载名言警句为主，后经发展，也记载一些重要的事实，逐渐具有史书的性质，其后则追记远古之事，杂记明神之事，泛记当时之事，成为别具一格的史书了。”[22]225据此，《楚语上》提及的《故志》有可能属于记言文献。《训典》，韦昭解释为“五帝之书”[12]529。“训”与“典”在先秦属于两种文体，《尚书》有《尧典》、《舜典》、《伊训》、《高宗之训》等，《逸周书》有《度训》、《命训》、《常训》、《程典》、《宝典》等，因此，先秦时期的“训”与“典”大致可归入语类文献的范畴。至于申叔时论及的《训典》，《晋语八》载范宣子家臣訾祏论及“缉训典”，俞樾分析说：“辑与集古字通。襄十九年《左传》：‘其天下辑睦。’《释文》曰：‘辑，本作“集”。’《诗·板》篇：‘辞之辑矣。’《新序·杂事》篇引作‘辞之集矣’。辑训典，谓集合先代之训辞及其典礼也。”[36]425可见《训典》包含有记言的成分。上文已经讨论《诗》《书》的整理，因此，这些被用作教材的文献应该也是被整理、编撰过的。

文章来源：《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hbjgxyxb.cn/qikandaodu/2021/0730/5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