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教化行为及其文献的生成(6)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传统官学在春秋时期的裂变，导致私学的兴起。在进程上，私学承官学而来，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它们之间也存在分歧。大体而言，儒家与传统官学比较密切。《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19]666可见儒家显然继承官学的教学内容。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孔子对这些内容曾进行甄别、整理。如《孔子世家》又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19]665-666《尚书序》载录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4]11。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28]266依据这些记载，诚如徐复观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综合以观，则孔子之删订《六经》，并各赋予以新的意义；一面总结了在他以前的文化，同时即通过他所整理阐述过的文献，以启迪后来的文化，这是决无可疑的。在先秦时代，由孔子所开创出来的一个伟大的教化集团，是以《诗》《书》《礼》《乐》《春秋》《易》为中心而展开的。”[37]48这也就表明，孔子的私学教育在承继传统官学之同时，对官学的内容作了改造，使旧六艺转化成新六艺，最终奠定六经之格局。就儒家教育而言，我们还应该注意其他文献的生成。据沈文倬先生的考证，孔子时代由礼物和礼仪所构成的礼典正在盛行，而关于礼的书面文献尚未撰作，《仪礼》文本的形成“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到四世纪中期这一百多年中，由孔子的弟子、后学陆续撰作的”[38]17-47。又如《礼记》，尚学锋先生分析说：“《礼记》并非仅仅是采集旧文，而包含着记者进行旧文‘序次’的意识。孔子之言如果在《论语》中属于如实记录的语录体的话，而《礼记》中的孔子之言，则为‘寓述于作’的一种材料。《礼记》尽管己有了‘以类相从’和‘序次’的编撰意识，但是‘述而不作’的学术传统依旧尽量保留原来的圣人之言。”[39]对于教学过程中的孔子之言，还必须讨论《论语》的编撰。《汉书·艺文志》有这样一段说明：“《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23]1717按照这个说法，弟子们平时对于孔子的言论十分留心，常常会将它们“记”下来。《论语·卫灵公》篇提及“子张书诸绅”[8]1065-1067，《孔子家语》也多次提到这种现象，如《弟子行》载子贡跪曰：“请退而记之。”[40]99这样，众多弟子无论在课堂还是私下有选择性地载录孔子的言论，形成孔门讲学实录，《论语》的编撰就是在这些材料之基础上进行的。墨家也形成一个学团，这一学派从将来所从事的工作出发，采取不同的教学内容与方法。《墨子·耕柱》篇就指出：“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41]257这就是说，墨家弟子有谈辨、说书、从事之分。据郑杰文先生的考察，谈辨者学成之后主要从事游说从政，说书者则传播学说，而从事者负责制器守卫[42]31-36。《墨子》这部文献的很多内容其实就来自教学过程。比如从事这一派弟子，要学习“为方以矩，为圆以规，平以水，直以绳，正以县”这些技艺，“而《墨子》之《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极有可能就是接受这五种技艺的弟子所记录的课业内容”[42]27。同时，《墨子》书中的一些篇目往往分上、中、下三篇，据俞樾的推测，这很可能是因为墨家曾经分为三派，这样墨子之《书》存在三本，后来合三为一，从而出现一篇而三的现象[43]111。当然，这些内容大致相同的篇目应该出自三派的学习笔记。再如纵横派文献，刘向在《书录》中指出《战国策》源于《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这些文献，然而，据我们的考察，《短长》、《长书》、《修书》很可能是教授或学习揣摩纵横术的人所编撰的。前面已经提及战国时期出现教授、学习纵横术的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抄录或编撰一些游说事例用作教材。《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明确记载：“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顾燕王之无臣，非忠也；杀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于齐，非勇也；功败名灭，后世无称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说士不载。”[19]871此处的说士就是那些靠游说诸侯而获取功名富贵的纵横之士，他们不屑载录非忠、非勇、非智之人、之事，但对于成功的策士言行应当是有兴趣记录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杨宽先生推测它“应该是从一部有系统的原始的苏秦资料辑录出来的”[44]，这样，尽管最初纂辑苏秦资料之人不知是谁，但《战国纵横家书》这部文献应该出自策士之手，大约是为了便于学习的缘故。还有，《汉书·艺文志》载录《苏子》，而没有提及《鬼谷子》，后者直到魏晋时期才进入人们的视野。我们认为，《鬼谷子》最初当依附于《苏子》，属于师徒文献合编，而《鬼谷子》的很多内容其实多出自教学。其实，作为弟子的苏秦，将其师鬼谷子的作品整理，这在当时是常见的现象。其它诸子文献，有很多内容与教学实践也是紧密相关的。这样，在先秦时期，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出现文献的编撰现象，就其结果而言，官学教学主要奠定五经文献，而私学模式则促使诸子文献的生成。

文章来源：《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hbjgxyxb.cn/qikandaodu/2021/0730/5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