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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朝官学分科教育制度述论

来源: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7-30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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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分裂时期,由于政治极不稳定,国家教育时断时续,学术界一般从政治局势出发,认为南北朝时期教育处于低潮时期。不过政治局面复杂诡谲并不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分裂时期,由于政治极不稳定,国家教育时断时续,学术界一般从政治局势出发,认为南北朝时期教育处于低潮时期。不过政治局面复杂诡谲并不能阻止教育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实际上还成为新的变革契机,两晋南朝时期表面上的“低潮”背后实际上涌动着适应社会发展潮流的教育制度变革。南朝官学教育体制中已经出现了多样化倾向,出现了由单一经学教育向多学科的分科教育的转变,但目前学术界对这种变革的产生及其意义缺乏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因此,在充分占有和深入分析史料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教育理论的研究方法来审视南朝官学中分科教育制度,并探究这一制度的发展过程以及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两晋官学分科教育的萌芽

两晋时期由于门阀制度的发展,士族子弟的教育得到国家的重视,教育制度相对于汉代以来以经学师承为本的太学教育有很大的变革。南朝的分科教育实际上是在晋朝萌芽的。

从学校设置看,晋代国子学的设立为官学分化提供了基础。西晋时期本有较为发达的官学教育,1930年出土的《晋辟雍碑》描述了当时的盛况“廓开太学”,“集至万有余人”可见当时太学规模之庞大。西晋时期太学与国子学双轨教育体制已经形成。国子学的设立,在太学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官学教育系统,这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从教学内容看,晋代打破了汉代今文经学独霸太学的情况,儒学教育出现今古文并重的局面。两晋之际的荀崧上书称晋武帝时期情况云“石经古文”,指的是汉代立于学官的石经,实际上全是今文经学;所谓的“章句传注众家之学”则主要是未立于学官的诸家之学,有很大一部分是古文经学。西晋时,今古文实际上已经平分秋色,打破了汉代今文经学独步天下的局面,为进一步的分科细化奠定了基础。

东晋立国,太学教育内容又发生重要变化,《周易》是以王弼注而成为玄学的经典“三玄”之一。王氏易作为以玄学解释儒家经典的典范被立为学官,这是玄学作为教学内容进入官学的开始,也为后世更为细化的分科教育开辟了先例。《宋书·百官志上》记载博士制度云:“魏及晋西朝置十九人,江左初减为九人,皆不知掌何经。元帝末,增《仪礼》《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为十一人。后又增为十六人,不复分掌《五经》,而谓之太学博士也。”[1]东晋元帝末以后,太学博士已经不再分掌五经,可见太学内部经学师传家法已近完全打破,儒学渐成一体,也为较为成熟的分科教育准备了条件。

两晋时期国子学的设立和太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均已经出现了分科教育的萌芽,两汉太学恪守经学师法和家法的教育传统渐渐消亡。这当然与当时学术发展密不可分。魏晋之际玄学的发展突破了儒学独尊的地位,使得经学以外的各类知识在国家教育中的地位上升。实际上,代表着知识分类系统的文献分类方法在魏晋之际也发生了变革,郑默的《中经》和荀勖的《新序》开始采用甲乙丙丁的四部分类法,构成了后世经史子集并列的学术分类法的雏形。虽然政治局势极不稳定,导致官学教育时断时续,但魏晋间学术的发展为教育的延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南朝官学四馆并立与分科教育的发展

南朝时期在教育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分科教育在官学中的设立。但南朝的分科教育却是直接起因于朝廷对讲学的鼓励。晋末宋初因长期动乱,太学国学均已荒废,以至于一时难以修复,宋武帝只得动用朝廷的力量征召硕师宿儒开馆讲学,是为馆学。时有“学数年,通《五经》《五纬》,号曰十经,名冠同门,称为颜子。既而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的周续之隐居庐山,“上为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乘舆降幸,并见诸生”。[2]2280-2281周续之作为一名兼通儒、玄、释的学者,其开馆教学的内容也当有多门学科的知识。这也是官府出面开馆立学的开始,并且也冲破了儒学单科教育的限制。

文帝元嘉年间政局开始稳定,社会经济文化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教育又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元嘉十五年(438),名儒雷次宗接受文帝的征召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颖川灰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文帝又“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3]2293-2294。这样,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科正式进入官学系统,四学并建,各自招收学生进行教学。四馆之学虽然因为政治变故一度停废,但教学成果斐然。如何尚之的玄学十分兴盛,“玄学乃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4],这些人后来大多数都有很高的造诣。何承天的史学馆则有师生合作的情况,《宋书》卷十四《礼志一》载,元嘉二十年(443),太祖“使何承天撰定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鸠集,因以奏闻”。而齐武帝萧道成及其兄萧道度“俱受学雷次宗”[3]2291,是为儒学生,影响巨大。四馆之学的设立,虽则是不同学科的四馆并存,但分科教育的构架在官学中已经基本确立。

文章来源:《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hbjgxyxb.cn/qikandaodu/2021/0730/5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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