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重庆官学述评(2)

9.洪武年间（1368—1398）：铜梁县县学（重建，在县治西飞凤山建）；永川县县学（重建，正统年间修葺，嘉靖十四年重建，天启年间因战乱焚毁，复重建）；綦江县县学（重建，景泰、成化年间四川参政以公务按临，率知县徐荣等增修）。

10.永乐二年（1404）：酉阳州州学（新建，宣抚冉兴邦设州学）。

11.永乐六年（1408）：酉阳宣慰司司学（新建，宣抚冉兴邦设司学）。

12.正统七年（1442）：南川县县学（重建，嘉靖十四年复重建）。

13.天顺年间（1457—1464）：荣昌县县学（新建，万历年间重修）；大足县县学（新建，嘉靖四年改迁县学于县北）。

14.成化七年（1471）：大昌县县学（重建，正德四年知县董忠重修）。

15.成化年间（1465—1487）：垫江县县学（新建，在县城西门建文庙，设县学署，毁于兵乱）；璧山县县学（新建，万历四年迁学宫于西门内）。

16.嘉靖二十四年（1545）：武隆县学。

17.嘉靖年间（1522—1566）：定远县县学。

由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重庆官学在明代的嬗变轨迹，其中，22所建于洪武年间（1368—1398），2所建于永乐年间（1403—1424），1所建于正统年间（1436—1449），2所建于天顺年间（1457—1464），3所建于成化年间（1465—1487），2所建于嘉靖年间（1522—1566），1所建于万历年间（1573—1620），共32所官学。明代重庆地方官学的发展呈现前期发展迅速、中期缓慢、后期停滞甚至衰退的轨迹，大体反映了明代封建王朝盛衰波折的社会变迁缩影。从区域地理分布考察，明朝重庆官学几乎遍及重庆各个府州县。可见，明代办学覆盖率高，类型多样，分布广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出现了地方兴学的繁盛景象。

除上述地方教育机构类型外，明代重庆尚有社学、医学及阴阳学的设置。社学是封建地方政府兴办的对少年儿童实施初等教育的学校，主要设在农村，与在全国城乡实行的场厢里甲制度相联系，也有少量设在府、县治所。洪武八年（1375）春正月丁亥，命天下立社学。上谓中书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适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2]明弘治十七年（1504），又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明代统治者注重创办社学，旨在于“行教化、敦习俗”，教育广大民众，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

社学在重庆分布广泛，在各个地方志中均有记载，本文不一一列举，现援引一二，以说明之：明嘉靖年间万县知县成敏贯建社学5所；云阳县社学有2处，一在县西100米，一在盐场北岸，设有教督2名；夔州府社学“九里各置一所”。明代重庆的社学有部分附设在当地儒学之下，如奉节县建儒学后余多旷地，建社学；万县知县徐熙复移旧址重新扩建文庙，学仓大间、射圃、社学。

医学是古代的专门学校，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始设。兴废无常，以唐、宋、元时期为盛。明代医学主要沿袭元代，但规模及影响略有逊色。地方官学类型的医学生源大多为在籍医户及开设药铺人家子弟，有一种“家承式”色彩。课程内容分为13课，合为10科，分别为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风科、产科、眼科、口齿咽喉科、正骨兼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科、禁科。学生应先修订一定的预备课程，入学后才可修习专门的必修课科目，如《素问》《难经》《神农本草》《圣济总录》《伤寒论》等。此外，学生也要学习《四书》。阴阳学以元代创设及实践为特色，后世王朝有所因袭。元代诸路阴阳学设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隶属司天台。诸路阴阳学生源为阴阳户及其弟子。这是为了适应元军在征战过程中对于熟识天文、历数、卜巫等技术人才的客观需求。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曾将诸路阴阳学教材定为《占算》《三命 》《 五 星 》《 周 易 》《 数 学 》《 三 元 经 书 》（ 婚 元 、宅元、茔元），虽有迷信的内容，但也不失科学因素。重庆明代方志中对上述官学记载不多。在《夔州府志》中，记有夔州府阴阳学在府西南，医学在府西；梁山县阴阳学在县东南，医学在县南；云阳县阴阳学、医学俱在县东；开县阴阳学、医学俱在县南；万县阴阳学、医学俱在县左；大宁县阴阳学在县西南，医学在角楼前。但有关阴阳学、医学具体办学活动情形，因无确凿资料可供挖掘，得以披露，以致无法描述一二。

文章来源：《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hbjgxyxb.cn/qikandaodu/2021/0305/4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