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重庆官学述评(5)

1.教育目的及办学经费

明代吸取元代灭亡的教训，总结出“乱世重武而治世宜用文”的经验。为了实现长治久安、江山永固，统治者将教育作为基本国策纳入治国方略中，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同时将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相联系。应试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走向仕途，有利于提高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与处事能力，成为各级政府部门清廉有为的官员或实用人才，此举在改善行政效率或管理水平的同时，有助于提高社会文明水平。明代重庆地方官员积极兴办学校，一方面是因为学校与其以政治管理专业人才为中心的培养与训练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看中教育的敦化民俗、引领世风、化民易俗的社会功能，意欲提高当地文教水平及伦理美善。如明代夔州府知府吴潜重修夔州府儒学，使得“夔千里内翕然风靡，家诗书，户礼乐，咸知善可为，恶不可少甲于身”[5]，多彬彬有礼之士。

经费是地方官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明代重庆官学的兴办既有政府财政的稳定拨款,又有社会力量的广泛支持。明代把地方学校的建设纳入国家财政的正常开支范围，通过支取田赋、编派徭役、征收税银等方式，使学校经费得到稳定保证；并划拨学田支持官学发展。如合州州学有学田二处，一在永清里侯溪河坝，一在安贤里官田坝，租与民耕种，每年征租，送学公用。在如梁山县（今重庆市梁平区）县学有学田三段：一段在学宫南，后改为射圃；一段在学宫东，东至山岭，南至城隍庙，北至永丰仓，西至南街；一段亦在学宫东，东南抵城西河岸北山脊。由于各地官绅普遍重视教育，明代重庆官学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资助。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在国家经费日益缺位的情况下，由于社会各方力量的经济支持，重庆官学得以维持运行。永川县学田为“明万历四十三年，知县戴灵武捐置一百有二亩，知县汪昆麓捐置三十亩，邑人黄汝德捐田八十四亩”。[10]（P616）学田收租并非学费全部，而主要是用于弥补儒学经费的不足。办学经费支出分为学校管理费用、祭祀费用、教官支出、学生岁贡科举盘缠等。如《合州志》（万历七年刻本）记载，明洪武三十四年（1401）合州州学学田收本色米五百二十石，支出儒学斋夫银96两，膳夫银75两；《云阳县志》（嘉靖二十年刻本）记载，本县儒学门子三名每名折银5两，庙夫一名折银5两，库子一名折银3两，斋膳夫折银122两，春秋祭祀银48两，举人盘缠银30两，岁贡盘缠银20两。以此为例，可以看出地方儒学支出巨大，在地方财政无力承担时，不得不依靠地方官员、教官、乡绅及民众私人捐助。

2.教学及管理

（1）课程内容。由于封建专制统治的高度集权，明代地方官学的课程设置具有全国一致性。洪武初年，由于刚刚建国，急缺吏治人才，规定府学、州学、县学学生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礼、乐、书算一科，求得实才，要求生员具有真才实学。洪武二十五年（1392），改变设科分教的方法，要求生员同时学习礼、射、书、数四科，以求全才。其中：礼，熟读官方钦定的经、史、律、诏、礼仪各书，为科举考试做准备；射，每月朔望两日，在空旷之地由教官督导生员习射，后重庆各州县建射圃，以供练习与教学；书，即书法，诸生要临摹著名书法家的字帖，大致以二王、智永、欧、虞、柳诸大家的字帖为蓝本，每日习五百字；数，要求生员精通《九章算术》。根据以上国家规定的教学内容，地方官学设计了课程安排，见表 1。

明代重庆地区生员除学习国家规定的必要内容，还依据重庆地区的风土人情、历史影响、官员喜好等，调整或增加学习内容。如嘉靖年间王廷相督学四川时作《督学四川条约》一文，认为“五经、四 书 、《 性 理 大 全 》《 通 鉴 纲 目 》及《 孝 经 》《 小 学 》《 近思录》等书，天地人物之道，修齐治平之理，无不该备”。[11]（P1169）同时，根据生员的不同学习程度，要求也不尽相同。“生员每季各置课簿一扇，该学用印钤记。每月一三六九日作课，初旬四书义三篇，中旬经义三篇，末旬论策各一篇，表判同日各一篇，诏诰候次月作表判日期各一篇，一共作文十篇，立为定规。未成材者，四书义四篇，经义五篇。初学者，日作破诚对句各三首。”[11]（P1171）对不同学习程度的生员设计不同学科或有差异程度的具体要求，体现了重庆地方官学的区域办学特点及针对性施教的人文关怀精神。

文章来源：《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hbjgxyxb.cn/qikandaodu/2021/0305/4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