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重庆官学述评(3)

二、明代重庆官学发展的特点

重庆官学在明代经过了两百多年的悠悠岁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业绩，成效斐然，呈现出以下特点。

1.明代重庆官学设立较为普遍，但区域分布不平衡

明代重庆官学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不仅大多数府、州、县建立了相应的儒学，还在酉阳、彭水、黔江、秀山等土家族、苗族聚居地设置了卫学、土司学；不仅设立了与中央官学相联系的儒学，作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教育，供统治者培养选拔人才，还设立了社学机构，以教育社会民众。然而，虽然明代重庆各级官学陆续设立，但区域水平极不平衡，主要表现在：重庆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和政治原因，水平低下。如石砫县在明代一直没有设地方官学，直到清雍正九年（1731）才由宣慰土司马宗大创建。垫江、璧山及大足三县在元代至明中期并未创设儒学，直到明代后期才开始设立地方官学。

尽管存在着各地官学兴办的明显差异，但相较于以往朝代而言，明代重庆官学教育首次步入黄金时期，应该是客观的史实。重庆官学在明代步入高潮的原因如下：第一，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明太祖在“文致太平”观念的指导下，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增加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将地方儒学与中央官学联系，有晋升制度，规定“科举必由学校”将儒学与科举联系，增加士子向学的动力。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广施教化，培养人才，巩固统治基础。第二，地方官学对办学所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大多数儒学都是由当地知县在元代基础上重建或始建的，其后屡次增修改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积极兴办学校。酉阳州冉姓土司家族注重教化，先设州学，后设土司学，大力创办社学。第三，明前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1381年，明太祖下令全国推行里甲制度，一定程度上使重庆区域内人口稳定，保证了赋税徭役的征调；在少数民族地区先行土司制度，然后逐渐过渡、转型为改土归流的政策落实。这些举措有助于保障国家对上述区域的统一管理。重庆在明代成为嘉陵江流域的物资集散地、四川水路交通中心，与外界联系加强。明代重庆是四川人口最多、经济最繁荣、赋税最多的地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教育是上层建筑之一。明代中早期重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繁荣的经济，促进了区域教育的提升。

2.明代重庆官学的演变历程带有起伏波动性

明洪武初年到嘉靖年间，重庆官学发展迅速，官学兴盛，共重建和新建儒学31所。如前所述，共有21所儒学建于洪武年间，大部分是响应明太祖“令郡县皆立学校”这一政策，在元代儒学基础上予以重建，这奠定了明代重庆官学的基础。在明代前期，由于政治经济原因，加上世人重视教育，官学不断扩建，增加射圃、书舍等。沿至明中后期，由于万历年间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市）杨应龙和天启年间永宁（今四川省永宁县）奢崇明及贵州水西（今贵州省毕节市）安邦彦等发生兵变，加上明代末年张献忠率领起义军攻入四川，明军进行镇压与围剿，旷日持久，饿殍遍野。在上述动荡岁月之中，重庆的官学受到严重破坏，甚至焚毁。《梁山县修学记》中这样记载道：“梁为东川巨邑，旧学在城南隅，明末叠经蹂躏，殿堂销毁。”[3]因此，沿至明代后期，由于社会政治原因，重庆官学再次陷入谷底。明代重庆官学经历了兴盛到衰败的坎坷历程。

三、明代重庆官学举要

明代的学校制度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学校覆盖面广，体制完备，形成了较有层次的从社学到府学、州学、县学，再到国学的三级官学教育制度。上述内容已对明代重庆各级地方官学进行了翔实的展示。以下选取夔州府府学、合州州学、永川县县学作为明代重庆府学、州学、县学各级儒学的代表加以描述，以期对明代重庆官学形成更为清晰完整的了解。

1.夔州府府学

明代夔州府，治今重庆市奉节区，“士以绩文相高，民俗秀野”，“彬彬多文学士”，“下至武夫田舍亦知遣子入学”，绅士民众向学的风气甚为浓郁。这与其历任地方长官积极办学密不可分。例如，盛南金，“洪武四年知本府，廉洁有为，政先学校”。郡守杨奇“来知郡事，政治之暇进诲诸生”，郡守吴潜“尤笃意启迪，每诸庙，必退就讲堂，诸生业量勤惰劝惩之”。[4]

据《夔州府志》记载，夔州府府学在府治衙门东南。“儒学在洪武四年建成……弘治十三年郡守杨公又拓其地，重新创建，规模制度，冠于别郡。”[5]府学规模宏大，建有大成殿五间，殿左建有景忠祠，殿右建有去思祠，殿后建有后号房十三间；东西庑各七间，东西庑上下分别建有礼库、乐库、左掖门、右掖门，学舍、宰牲所俱在东庑后；大成门七间，碑亭两座，泮池；大成殿右建明伦堂五间，左右建有博文门、约礼门，堂左右建有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共十四间，堂后建有号房九十二间，堂东北建有尊经阁两间，堂左建有馔堂五间，堂西建有教授宅；东西斋下建有遵义门、遵道门；正门三间，礼门三间，礼门东南建有训导宅，礼门右建有吏舍；在儒学左右建有兴贤坊、育才坊，城东附建射圃。据府志记载，其中大部分学舍是在正德七年由郡守吴潜主持修建。夔州府学建筑规格高，“斩石为魁星门，石柱之首镌刻龙凤，工极精巧”，“大成殿覆以琉璃碧瓦，峻耸炫烂”，馔堂西北“以琉璃四印之，巍然有凌空之势，焕然有耀日之光”，足见建筑之宏伟，“既完且美，足历久远，全蜀诸学莫之能右”[6]。然如此“规模宏敞，体势尊严”的夔州府府学却于明末甲申年（1644）在战火中焚毁，不免让人扼腕。明代府学教职按规定设教授1人，从九品；训导4人。教授有李景、范珠、王道、李时畅、刘永等先后出任，训导有张诚、谢文奎、何敏、立昂等先后任职。

文章来源：《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hbjgxyxb.cn/qikandaodu/2021/0305/4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