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重庆官学述评(8)

重庆永川县对于明王朝官学于孔庙祭祀孔子的礼节要求的制定有推动作用。正统三年三月庚戌，即1438年4月20日，英宗禁天下祀孔子于释老宫。起因是重庆府永川县儒学训导诸华进言：“孔子祀于学，佛氏祀手寺，老氏祀于观，俱有定制有等。无知僧辈，往往欲假孔子，以取敬于人，仍绘肖三像并列供奉。如永川县旧有寺曰‘三圣’，坐佛氏于殿中，老子居左，孔子居右。其亵侮不经，莫此为甚。[16]”由此，可以一窥当时对孔子的推崇。

明代重庆府学、州学、县学大多建有尊经阁，收藏国家颁发或自己购买的图书。类型包括儒学经典、律法类书籍、道德规范书籍等。彭水县县学收藏有《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十三经注疏》《朱子纲目》《资治通鉴》《性理大全》《史记》《汉书》《昭明文选》《唐宋大家文集》[17]。云阳县县学收藏的钦颁书籍包括《四书大全》18册、《易经大全》12册 、《 书 经 大 全 》10 册 、《 诗 经 大 全 》10 册 、《 春 秋 大全》18 册、《礼记大全》18 册、《五 伦 书》49 册、《性理大全》28 册、《孝 顺 事 实》1 册、《为善书》1 册、《乡饮图》1 轴、《御制箴》7 轴、《朝 祭服图》1 册、《忠静冠服图》1册、《燕弁冠服图》1册。值得注意的是，儒学经典并非原书，而是经过朝廷选择并有所改动后的儒家经典，目的是通过控制生员所研读的书籍进而控制生员思想，达到政治目的。

六、简要的历史分析与评价

综上所述，明代重庆官学同其他地方的官学一样，具有共同的教学内容、考试制度、培养目标，所培养的生员都必须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跻身官僚队伍之列，为国家所用。同时明代重庆地方官学仍有地方特色：兼具府、州、县学与宣慰司学，兼顾国家统一领导与少数民族地方要求，促进民族融合；战乱对其影响巨大，不管是小范围的流民起事，还是较大规模的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起义，都对重庆地方官学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历代文人骚客于巴蜀留下诸多优秀文化遗产，“湖广填四川”等移民浪潮为重庆注入新鲜血液，重庆地方官学培植于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巴蜀文化之中，并因此而区别于中原文化。

明代重庆官学的发展起伏曲折，明代前期空前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根据事物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月盈则亏，物极必反，不可能一帆风顺地持续高涨，任何事物总有发生、发展而后趋于中衰的过程，因此，降及明代后期，重庆官学亦不可避免地走向下降，究其原因主要包括：土地兼并严重，农业经济逐渐萎缩，官学教育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与物质保障；重庆乃至四川地区，连年战争，社会秩序混乱，官学缺乏稳定的外部环境；官学教育逐渐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在选才育才方面的弊端愈发显现。而此时书院与私塾教育质量不断上升，受到世人青睐，并由此挤压官学，对官学教育构成一定的挑战。

尽管如此，仍然不可低估明代重庆官学应有的进步意义：促进重庆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变迁，丰富区域文化的内涵；培养一大批本土知识分子群体，发挥出积极的历史作用；推动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促进民族地区社会风气的嬗变，增进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当然，更毫无疑问的是，明代重庆官学对清代重庆地区官学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清代重庆官学多在明代基础上重修或扩建。

明代重庆官学在整个古代重庆教育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而当前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大潮中，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规划“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蓝图，为这一共和国最为年轻直辖市的山城重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这种新形势下，重庆文教事业受到本土优势历史文化资源与国外多元文化资源合力推动。考察并探索重庆官学发展轨迹及其相关内容，以史为鉴，可以为当前重庆文教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并发挥积极的影响。

[1](清 )张廷玉 .明史（卷 69）[M].北京 :中华书局，1974.

[2]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卷3）[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442.

[3](清)常明修，杨芳灿.四川通志（卷78）[M].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刻本.

[4](明)吴潜，傅汝舟.夔州府志（卷8）[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1961.

[5](明)吴潜，傅汝舟.夔州府志（卷6）[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1961.

[6]蓝勇，杨光华，马强.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点（上）[Z].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102.

文章来源：《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hbjgxyxb.cn/qikandaodu/2021/0305/4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