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重庆官学述评(4)

夔州府学办学成就斐然，在明代前期有“夔学甲全蜀矣”之誉。洪武至正德年间，共有进士18人，举人108人。其中，唐仁、唐锦舟父子先后考中进士，一时成为佳话。其先祖唐瑜是明代著名学者，洪武十二年（1397）进士，出身翰林院，洪武十四年（1381）任东宫教谕，永乐三年（1405）封为明开国儒臣，后大办乡学，传道受业，启蒙乡人，唐氏家族成为地方名门望族，名人辈出，出现了唐鲲、唐鲤唐仁、唐锦舟等人才。

2.合州州学

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州学始建于宋代嘉佑年间（1056—1063），在涪江南，后迁往州治南，洪武八年（1375）由知州赵友能在元代基础上重建，天顺七年（1463）知州唐珣、弘治五年（1492）知州金祺皆增修，隆庆五年（1571）连续重修[7]。州学设有学正1人，训导3人。

合州州学坐北朝南，由中轴线及东西两大副轴线三大建筑群组成，规制宏大，布局严谨。其中，文庙五间居中，前方东西分别列有两庑，后有尊经阁、启圣祠各五间，仪门五间，东列名宦祠，西列乡贤祠。儒学内建有戟门五间，泮池三座，石桥三洞，儒学门三间，敬一亭一座，射圃、学正宅、训导宅俱全。西侧副轴线有明伦堂五间，讲堂两间，讲堂前东西列有号舍三十间。斋房建于明伦堂东西两侧，分为明德斋、思诚斋、养正斋及一神库。东侧副轴线主要建筑为文昌宫，左前建有魁星楼。

明代合州的人口数量、城市规模及经济水平均在一般州县之上，可谓嘉陵江下游繁华商埠。因此，合州儒学校舍规模与夔州府学规模相差较小，生活、教学设施一应俱全。有学田两处，学地一块，每年收租，送学公用。学生的学习生活活动丰富，考试之季在号舍内复习功课，闲暇时在讲堂讲说经书，辩疑解惑。

明代合州文风昌盛，在会试正科中考取进士的合州士人就有44位，这与合州州学的办学影响及社会影响密切相关。有相当比例源于合州州学培养的及第登榜者，当中更是不乏杰出人物声震朝野，并为社会的诸多领域做出贡献，在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同时，实现其人生抱负及理想。著名者如胡世赏（吏部右侍郎）、李作舟（山东、陕西布政使）、康会江（户部侍郎）、李实（都察院事）、邹智（翰林院庶吉士）等[8]，他们都是明代合州教育成效的例证。

3.永川县县学

永川县尊师重学之俗由来已久，“遵道而重儒，孜孜以侍圣人为急”。早在北宋嘉祐五年（1060）就建孔庙，作歌词曰：“庙宇耽耽兮，豆笾孔时；师生躬事兮，乐且有仪……诸生翕从兮，如埙应篪；不可忘兮，唯书与诗。”[9]明代永川县县学“在县治西，创自宋嘉祐初，元末兵燹。国朝洪武初，知县陈斌、王佐即旧址相继重建。”[9]县学设置完整，建筑齐备。前为大成殿，东西庑戟门、奎星门，神厨、神库如制。后为明伦堂，列东西斋，又其后为文昌祠，会馔有堂，习射有圃，其前则树雁塔，其南则辟泮池。县学置教谕一员、训导二员、廪增生员四十名、吏一名。学校规模虽小，却也“五脏俱全”。

永川县县学内建有两座雁塔，其一建于元代，将宋代永川科举进士提名于上，目的在于鞭策后人，改变“兵燹之后，折秋桂之一枝、破春涛之三级者寥寥无继”的现状，督促士子学习乡贤士人“卧薪尝胆于鸡窗萤案之余，饮水食药于朝韭暮盐之苦，孝悌忠信培其本，礼乐诗书扩其华”的学习态度。其二建于明代永乐元年（1403），目的在于“昭示当代得人之盛，激励后人之进”。教谕徐玉成撰写的《续刻雁塔记》也表明了续刻雁塔碑的目的。“噫凡士子，游圣人之门，诵诗读书，仰目是塔，岂不思均？是人也，必奋志苦学，欲与之齐，则光前启后，显亲扬名，为闾里邦家之荣。”永川县在明代虽为重庆府遐荒僻陋之处，但却十分注重礼仪，崇尚诗书功名。洪武至成化年间，共中进士2人、举人30人、贡士66人。这些都与县境内最高学府的永川县学的文风熏染不可分开。换言之，甚至可以认为，这种巨大的文化作用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地方文明提升与道德改善的策源地——永川县学的存在。

四、明代重庆官学的教育与教学

据道光《重庆府志》记载，宋代重庆录用进士277人，元代重庆录用进士14人，明代重庆录用进士422人[10]（P643-661），而清代重庆录用进士199人。由此可知，明代重庆地区进士录取人数超越宋、元、清，可谓极盛，这与重庆官学的兴盛密不可分。下文对明代重庆官学的教育与教学进行历史考察，以便对重庆地方官学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文章来源：《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hbjgxyxb.cn/qikandaodu/2021/0305/456.html